首页新闻中心 ›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手里。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经看出问题来了。”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②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③据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13日。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④197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⑥[匈]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⑤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31日。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⑦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迹。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⑧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⑨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2月25日。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①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②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③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④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两家根本报纸和刊物第一回联合发表社论,毛泽东说。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⑤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①”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②”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③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④”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⑥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⑦

  海、山东。”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⑧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⑨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站不出来。”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②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③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4月6日。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④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个道理。”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⑧毛泽东致刘大杰的信,手稿,1976年2月12日。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⑨197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⑩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⑥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⑦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告人民书》说: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尊敬。”“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⑧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负责人、在北京的国际友人、首都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三十多万人参加吊唁,并瞻仰毛泽东遗容。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九月十八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⑨”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所有城乡。在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里,在江河海洋的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

  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一九八0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⑩”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成功地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科学地评价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

  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指出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后,《决议》写道: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⑾

  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⑿”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以后的十几年里,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来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这天,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派生机蓬勃。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⒀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斗转星移,世界和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跨入新千年和新世纪。

  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年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广场南面,松柏环抱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它年复一年地迎接着排着长长行列、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的人流。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上的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⒁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七千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讲过的一段话。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今天,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信心和大无畏的气概,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和中南海比邻的北京电报大楼钟楼,每天都定时奏响这支庄严而雄浑的乐曲,仿佛是在深情地诵读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伟人的史诗般的人生篇章。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①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③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话,手稿,1976年6月25日。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④197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⑤《大地》2002年第12期。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⑥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⑦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⑧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⑨197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4、345页。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9页。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⒀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页。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第43—45页。)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304永利集团游戏官网 https://www.sweyj.com.cn/?p=702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