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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五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①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②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③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④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⑤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⒃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⒅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①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④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⑦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⑧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1月21日。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线的产物。”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他又指出: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地进行斗批改呢?”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他接下来说: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不尽长江滚滚流。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生子当如孙仲谋。”

  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说的。”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⑩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验吧。”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通。”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

  ②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③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

  ⑤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验,还要总结。”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

  ⑦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

  ⑨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8日。

  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

  ⑩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②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毛泽东倚枕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1975,6,27”④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①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②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5日。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③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④毛泽东致加蓬总统邦戈的信,手稿,1975年6月27日。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⑥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⑨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⑿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1月版,第27、28页。)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⑦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④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⑥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⑦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⑧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⑨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0月28日。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⑩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2日。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②

  量”。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③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⑤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⑦”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⑧”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⑨”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①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3日。

  的继续。”

  ②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④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6、427页。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⑤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21日。

  10月版,第693—696页。)

  ⑦毛泽东在邓小平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22日。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5年11月23日。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⑨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⑩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⑿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⒀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12月27日。

  ⒁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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