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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要自己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阻挠中国公民解放江苏的既定安顿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成功,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可以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了。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所一直企盼的日子。

50多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史学家也在重新审视这场遥远的战争。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我的曾祖父王季范及早年同窗周世钊多次畅谈。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的准备,以及各方面关系的调整等方面。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全会还决定,要在一九五0年复员一部分军队。接着,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作了部署。

将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王季范和周世钊作为毛泽东的亲友,希望能就此事请教主席。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二老,针对王、周的疑虑作了分析。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闯。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复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它的武器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可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惟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们十年,这样一来,它们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这仗我们有把握打好,不必苏联参加,看家法宝是要留着最后用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是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④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它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⑤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③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④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中国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毛不加思索地笑答说:它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是侵略。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岁月飞逝。随着时空的转换,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论和毋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很多颇为权威的结论,正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引起争鸣。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抗美援朝时,中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吃了亏。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着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着最后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消除了两人心中的疑问,他们带着对战争的全新看法离开了中南海。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⑥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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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⑥,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⑦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⑧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⑨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⑾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⑨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①美新处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③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⑥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⑧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时。

  ⑨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⑩[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页。

  ⑩周恩来关于朝鲜军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⑾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⑿[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页。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②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③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④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⑤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④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⑥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⑤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⑦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⑧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⑧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⑩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①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⑨

  ②[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5、218页。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③同上书,第221页。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④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⑤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4时。

  ⑦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⑧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的修改稿,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④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⑤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⑥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①

  ⑦[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26页。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②

  ⑧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⑩“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致南日函,1951年7月12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⑤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⑥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⑦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李奇微将军: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⑨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三)真日⑩菲里波夫⑾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①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⑿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②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②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③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④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⑤

  ⑤《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⑧疑为8日。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⑨

  ⑩真日,即11日。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⑾菲利波夫,指斯大林。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①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②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⑩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④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⑤

  ③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

  ④[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⑤李克农致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电,1951年7月19日。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东路占领元山,中路进逼阳德,西路美军正作围攻平壤的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4、205页。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⑥

  ⑧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⑨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⑦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⑧

  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出手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⑨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①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⑩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到二十五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歼敌任务已刻不容缓。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但是,南朝鲜军仍然分兵冒进,其中一个团的一部已经到达距中朝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楚山,向中国境内炮击。二十七日,这个团发现处境不妙,调头南撤,途中被志愿军包围。熙川以南的南朝鲜军两个营为了接应该团南撤,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地区交战。二十九日,志愿军一个军将这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①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手稿,1950年10月15日1时。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②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7页。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③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②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⑤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5日。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5页。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⑦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⑧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7、108页。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③

  ⑩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④

  十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十一月三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彭德怀当即下令,追歼逃敌。四日,歼灭英军一个榴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但是,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跑不过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至三日黄昏,敌军主力已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⑥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入朝参战的目的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为了边境安全和拆除鸭绿江水电站设备;第二是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是为了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①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②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十一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③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④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十一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第九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估计中国在朝鲜的军队为六万到七万人。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从十一月六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二十四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⑦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⑧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十四小时前进七十公里的速度,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九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二十九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⑨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十二月一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与此同时,东线第九兵团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反攻。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⑤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⑥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①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③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⑦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⑧

  ⑤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他的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⑨

  ⑥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⑩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6页。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⑨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①[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6、277页。

  ⑩毛泽东给邓华的信,手稿,1952年12月9日。

  ②《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272页。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①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1月13日。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⑤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②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③

  ⑦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⑧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④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⑩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⑤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①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⑥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②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③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④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三百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⑦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等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希望恢复停战谈判的强烈愿望。

  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一九五0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这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三月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葬礼。这期间,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⑧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四日进占汉城,五日渡过汉江,八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随后,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⑨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⑩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这样,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一月二十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⑤

  ①毛泽东对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11日。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手稿,1952年12月20日。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③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2页。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④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⑤[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6页。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⑥

  ⑥19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⑦

  ⑦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0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⑧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19日。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⑨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手稿,1953年3月21日。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⑧,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⑨

  ⑩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22日。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①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②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③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④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⑤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⑥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⑦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⑩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⑧

  ①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⑨,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⑩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②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⑤《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①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李克农、乔冠华已经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②毛泽东致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⑦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③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⑧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④转引自邓华致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电,1953年4月20日。

  ⑨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⑤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手稿,1953年4月23日。

  ⑩以上五封信,均引自毛泽东手稿。

  ⑥[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93页。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0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①

  ⑦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3、234页。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

  ⑧《朝鲜战争》(中译本)第5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⑨彭德怀1953年6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到达平壤后,致电毛泽东,建议在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②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③

  ⑩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6月21日。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④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⑤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⑦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②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⑧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⑨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⑩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①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②愈之,即胡愈之。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③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④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页。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⑦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⑧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⑨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⑩毛泽东同长征、艾迪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①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②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⑤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毛泽东在指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展并领导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他们不甘心失败,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人就要打过鸭绿江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⑥

  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干部被杀害。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积极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⑦

  在反革命分子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一些领导部门和干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虽然一九五0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工人气愤地质问干部:“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⑤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⑧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⑨

  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⑩,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时离十月八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相隔只有两天。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十月十六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毛泽东复电黄克诚,肯定湖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全国镇反运动提出了指导方针:“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⑥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能做到稳,也才能打得狠。

  ④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放手让彭德怀指导第四、第五次战役,自己只在最必要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者隔一段时间,向彭德怀问一问朝鲜战场的情况。他的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⑤《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页。

  毛泽东总是这样,在一定时间,集中精力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加以解决,同时兼及其他。既不是单打一,又不是无重点地平均使用力量。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再集中精力解决另一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由此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镇反刚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⑦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⑦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⑧

  ⑧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代号。

  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共产党内有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作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毛泽东在二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说: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⑨

  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毛泽东在注意纠正宽大无边的同时,又及时地提出镇压也应当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

  当时,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毛泽东宽慰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①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事项。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⑩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②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①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英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②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53年7月。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页。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④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9月。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⑤《彭真文选》(1941-199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6页。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⑥毛泽东致黄克诚并邓子恢的电报,手稿,1950年12月19日。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7页。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⑧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月23日。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页。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③”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4页。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④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①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予充分注意。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②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⑤

  就在这个批语发出的第三天,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③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毛泽东及时而周密地作出部署,这对于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十分重要。自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毛泽东在指导镇压反革命这场重大的斗争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他写的批语,态度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而又十分讲究分寸。对于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做得好的表扬之,做得不力的催促之,做得不对的纠正之。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时,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④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毛泽东极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各地都要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会议等各种形式,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揭露反革命罪行,宣传镇反政策,动员各阶层坚持镇压反革命,反对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他强调:“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⑤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但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倾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泽东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⑥四月二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⑦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⑥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五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指示全党:“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⑧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⑦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⑨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⑩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⑧

  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⑨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两项重大措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①《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手稿,1951年2月25日。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②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手稿,1951年3月11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9页。

  ④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④毛泽东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15日。

  ⑤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1页。

  ⑥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⑦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⑧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⑧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时写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7日。

  ⑨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这时,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已进行了七个月,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①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毛泽东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②

  一九五一年九月,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估计,全国及大部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了。毛泽东审阅会议决议草案时,又加写了一句话:“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③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除恶就是行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一条批语。这句话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十分恰当。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直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正是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0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在上海、南京、重庆、太原、石家庄等地,还相继取缔了国际性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并将首要分子依法惩处。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导进行的。它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法制基本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④

  ①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1951年5月15日。

  ②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电,1951年6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3页。

  ③毛泽东对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草案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9月。

  ④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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