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闻中心 › 共产党对资本主志愿者商业的社会主义改变,毛子任字写的不得了

共产党对资本主志愿者商业的社会主义改变,毛子任字写的不得了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大凡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一般都有两个一样的因素:一是机会,二是把握机会。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主席如果生在今天,他可能是乔布斯或者仅仅是马云,是时代这个最大的机遇,成就了他伟人的身份。这是命运,是机会。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但是,生在乱世的人多了,机会大家都有,而且上帝赐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相逢的,他在给你关闭这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差别仅仅在于,谁能把握机会。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毛主席字写的不好,人不修边幅,算数不好,等等缺点,但是,一个优点就能盖住这所有缺点:文章写的好。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文章写的好,不是妈生的,他妈又不识字,而是他看书看来的。在农村家里,他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干完整天的活,省下来的时间全部看书;老爸都给他娶媳妇了,他还是坚持外出读书;老了以后,他床上三分之二的地方是书……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或许可以这么说,毛主席的成功,源于他爱读书和思考。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还有可以讲的另一点,现在人读书,似乎都需要非常努力,而毛主席不是,他完全处于喜欢,处于对知识的渴望。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毛主席对他喜欢的东西,简直奋不顾身,而对他不喜欢的东西,就置之不理。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他上师范时,不喜欢美术课,上美术,他拿起笔画一个圈,题名“鸡蛋”,跑啦!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美术老师,画一横线,上面画一半圆,题名“旭日东升”,交卷儿。伟人呀,太有才了。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看来,真是一招鲜,吃遍天呀,不需要门门考试一百分,伟人也是有缺点的。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毛主席还有另一个缺点,不修边幅,用书上的话说,他穿鞋不穿袜子,穿袜子也不好好穿,懒得洗衣服……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我觉得吧,一个真正内心强大到不需要外表的人,才会“不修边幅”。就像那些艺术家,自己的艺术品美到一定地步,自己个人的美丑,就没关系了,这是自信的表现。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这就像一些领导,总是没事开开会,发发脾气,总怕有人忘记了他的权威。真正有水平的大领导,或者对自己的水平自信,或者对自己的地位自信,他们多是平易近人的。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坚持就是胜利——一件事一旦变成了坚持,离坚持不住,就不远了。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一个真正能成功的人,靠的肯定不是坚持,而是兴趣,是乐趣。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如果说毛主席身上所有特质普通人都有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个特质,可能是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才有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版,第215、216、212页。)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所得税34.5%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福利费15%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公积金30%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资方红利20.5%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得来,可以办好。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事。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工商界是不行的。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下是饭后所谈的。)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什么波动?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会同意的。)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家都会想得通。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大的重要。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很快解决。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提到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办纱厂资本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家能获利多少?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无穷。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同,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①(①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②(②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下面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主要内容。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①(①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7日。)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一听到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l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隔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②(②毛泽东给彭真、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0月28日。)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①(①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①(①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3页);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9—531页);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5、506页)。)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①(①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荣毅仁副主任委员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钧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①(①指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一九五七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①(①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发展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而发展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生产中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从加工订货等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是如此,从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也是如此。正如陈云所说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1月16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6页。)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②(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①(①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②(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③(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的经济基础。”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⑤(⑤同上书第7册,第310页。)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他说: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

  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

  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

  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

  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

  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

  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

  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

  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

  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

  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

  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

  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

  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

  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

  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

  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

  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

  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

  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

  态度也改变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①(①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平均年征税总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七十万元。②(②《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据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程子华回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承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承认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程子华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③(③《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急速到来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却显得滞后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①(①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①(①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

  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

  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

  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

  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

  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

  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

  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

  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

  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

  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

  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

  的。”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月版,第1、2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304永利集团游戏官网 https://www.sweyj.com.cn/?p=536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