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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新意识义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的创设,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救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成方案,详细商计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香港口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亲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成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捐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织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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