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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物价暴涨时,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⑨。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⑩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⑿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⒀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致力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做了准备。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⒁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⒄

  ■精心抓好农业生产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⒅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⒆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⒇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的重点之一。他除精心指导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西北五省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三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积极生产”,并“及时颁布与贯彻执行了‘谁种谁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分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四月下旬,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三次行政会议,检查总结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应该注意的问题。会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五日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工作组,派干部下乡,“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抓紧播种棉花和早秋作物,扩大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把政府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②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2)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3)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小麦长势良好。为了保证做好夏收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名义,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令,指示各地“夏收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组织群众,抓紧时间,快收净割,速晒细碾,做到迅速‘麦人仓,草上堆’,避免风雹灾害,并注意割低麦茬,拾净麦穗,不使浪费麦草”,“组织选种工作,凡经群众亲身经验证明的优良品种,应即单割单收,保证纯净,提倡农户相互调剂品种”。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团或工作组下乡,直接帮助夏收,切实解决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特别注意解决裂、军、工属及鳏、寡无劳力者的困难”,“提倡亲帮亲,邻帮邻,‘赶麦场’,揽短工”,“把所有可能从事生产的男女老幼,都组织到夏收工作中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

  习仲勋抓农业生产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但不仅仅如此,从他处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现的旱情和随后出现的“饱”雨,更能见其工作的细致人微。六月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抗旱防灾工作。不久,陕西、甘肃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饱”雨,习仲勋亲自修改下发《关于加紧雨后抢种及锄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即抓紧时间,领导农民,发动变工队,突击抢种晚秋作物(谷子、糜子、荞麦、小豆和秋菜等),已种早秋土地,因灾、旱缺苗者应即进行补种”,强调:“这是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重点,务须集中力量,切实执行,并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劳畜力等具体困难,争取迅速下种,不误天时。”他还要求:“部分沿河低洼地带,尚须注意修堤防洪,开沟排水,以免水灾。”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括的经验,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他深知,许多贫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灾、疾病时,发展生产会遇到困难,需要资金支持和群众的互相帮助。因此,在他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会及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由同级的行政首长亲自负责,各有关部门必须依照规定职权,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密切配合”,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的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他强调:“贷款必须以生产积极而资金困难的农牧民为主要对象”,“专款专用”,“有借有还”,“倡导自由借贷,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实行互相调剂资金及解决部分生产资料的需要,以配合农贷更多的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由于习仲勋正确细致的领导,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一九五。年粮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产十二亿斤,提高百分之十,战胜了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通过领导生产,党和政府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从生产上更加促进与巩固了民族团结。并且,经过一年农业生产的实践,进一步熟悉了情况,取得了经验,教育提高了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陕西省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习仲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这一年在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还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兴修水利,活跃借贷,改良种子,防虫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而群众对我们最满意的也是这一件事,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他对来年的农业世生产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条件会更好,要求各级领导做好充分的生产准备,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广大干部要用说服鼓励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发动广大农民由过去‘没心劲’好好生产,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努力生产”,“培养劳模,推动生产”,“续活跃借贷,保证有借有还”和“组织自愿变工,开展合作运动”。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会议,全面总结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粮棉增产任务和工作措施。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为了顺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及各项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西北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的指示》,强调了做好农业生产特别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性,重申了几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抽派主要负责同志和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切实指导和推动春耕生产。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他在多次会议上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此专程到武功县杨陵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工作。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西北农学院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陕西杨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农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和杨虎城在这里选址创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西北农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西北农业生产会议刚一结束,习仲勋就来到这里,同农学院的学生亲切交谈,向师生介绍国内情况和朝鲜战争的形势,介绍西北地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他说,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先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工业,繁荣经济;继一续巩固财政与物价的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正确地有步骤地发展合作事业,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收购和运销农村土产。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好农业科学知识,说:“西北是广大的农业地区,将来要很大发展,其正确方向就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要依靠我们的农学院来解决。”他强调: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吸取群众中的生产经验等;将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习仲勋还关心农业战线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学院看望和慰问了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习仲勋还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在西北农业战线开展了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他支持陕西省兴平县张明亮等四十七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小麦产区各农业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选留小麦良种)的挑战竞赛。国家农业部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小麦产区:“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响应农业部的号召,陕西有三千三百个互助组,全国有八千五百个互助组积极应战。此外,西北地区还开展了棉花爱国丰产竞赛,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劳动竞赛,这些活动“大大地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各种主要作物的丰产纪录和全国小麦的最高丰产纪录”。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为了表彰农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刚过,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个民族在内的农业、水利、畜牧业的先进人物及部分工人、荣誉军人和机关代表等数百人,聚集一堂,交流农业等生产方面的经验。陕西小麦丰产能手史安福、陕北小型水利模范鲁宗明寺在会上介绍经验。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习仲勋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就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西北来说是第一次。过去陕甘宁边区曾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对于建设边区,发展生产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来没有能够像这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今后这样的会,还要召开,各省、市一直到区、乡都要普遍召开”,“通过这样的会议,交流并推广好的生产经验,检查寻们的生产情况,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为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他希望随着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涌现更多的劳动模范。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习仲勋在讲话中,对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粮食,各方面都应集中力量围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开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种方法积肥,特别注意多养猪、羊和大牲畜,注意解决农具、耕畜鲁问题。青海、甘肃、陕南等地农具奇缺,要继续采取增加贷款、群众互相调剂和相互合作的办法去解决。他还指出:“西北多山地区,特别应该重视小型水利”,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建蓄水池。还要积极防治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写道:

  一月五日会议闭幕,习仲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会上提出了依据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大力提倡组织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逐步兴起。西北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一批农业互助合作组和互助合作社发展起来。一九五二年春陕西省米脂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六十三个,子洲县发展二十三个。到六月,西北全区已组织起互助合作组六十二万多个,其中有一百二十九个生产合作社,六百多万农业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有互助合作历史的陕北老区一些县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习仲勋十分关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了使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分析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任务。六月六日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总结报告。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习仲勋认为:土地改革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他说: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全部问题。许多贫雇农甚至中农缺少牲口、大车和水车等主要生产农具,因此,“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陕西的一些事例也证明,组织起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能较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习仲勋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多次指示和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论述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习仲勋继续说:但农业社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那些不愿花“工夫”不愿做“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时间去逐步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必然脱离农民群众。他依据自己对农民的认识和深刻了解说:“群众哪里是可以去命令的呢?农民们说:‘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已切身的经验。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习仲勋指出: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都要“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渡到集体化去。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烈是错误的。”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习仲勋进一步分析形势说: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叁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慈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很蒲后,有些条件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变,必须努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帮助,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提高,自身条件也会逐渐改善。只要确实把农村的全部精力用在这方面,四五年内使农业生产水平大体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农业互助合作应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组织起来;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基本控制在试办范围内,每县试办一个到两个。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习仲勋强调:在今后两三年内,应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目前在互助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对这种互助组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习仲勋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应注意的具体政策。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新中国农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岁月沧桑,重读习仲勋的这一段话,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之外,还是会深深地为他对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所折服。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许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由于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囤垦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西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剧增,开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增修及恢复水利灌溉面积三百七十万亩,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建设交通大动脉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建设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是发展现代工业、繁荣经济的先决条件。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发展交通尤为重要。解放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后,“只有潼关到宝鸡四百四十四公里可用的铁路,和宝鸡至(甘肃)天水一百五十四公里不堪用的铁路,两项合计只占全国铁路百分之二点八四”,其余三省区没有铁路。一九五。年初,西北公路只有“国道共计四千八百零七公里,省道一千一百三十五公里,占全国公路的百分之二点三七”。由于交通的制约,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西北经济的发展。彭德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新疆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石粮到新疆要十余石军费”,就很能说明当时交通的困难状况。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⑧

  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习仲勋一开始就把发展交通事业,主要是修筑铁路作为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在向毛泽多报告一九五。年西北地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时,提出除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外,还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因此,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明确提出:“交通是关乎整个西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的先决的关键。今年着重铁路及公路国道之恢复改善与修建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研究三年经济建设计划时初步提出了西北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步骤:“在五年到十年内首应把天水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到新疆的西北铁路大千线完成(如分段修五年左右可成,如一段修则须十年左右),同时应计划修成兰州经西宁再至西藏和兰州经宁夏而达包头及天水人川而达成都三条铁路干线,这四条铁路干线如能完成,则西北内部各省之间,西北与各大行政区及中苏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北铁路建设的重点还是完成宝天段整修和天兰段建筑工程,并积极向酒泉修筑。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应完成宝天段整修工程,一九五一年底天兰段工程应修通至陇西,一九五二年应修通至兰州。”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这个规划的提出,与彭德怀两次到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并亲自踏上青藏高原实地勘察是分不开的。习仲勋全力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以自己对西北地区的深刻认识,也为这一规划的提出付出了辛劳,贡献了智慧。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完善这个规划的时候,毛泽东也作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今乌鲁木开),不超过十年,愈快愈好的指示。彭德怀、习仲勋看到他川的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更加坚定了构筑西北铁路网的信心。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把铁路建设提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行政会议,研究设立天水铁路委员会问题,并决定西北葺政委员会实行每星期五集体办公制度。在三月十日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集体办公会上,按照彭德怀提议决定,成童建筑工程局,派军队九万人修筑宝天、天兰铁路。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为了推动铁路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召开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西北五省铁路、公路等方面的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参加会议。彭德怀、习仲勋分别作了讲话,阐释交通事业在西北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习仲勋在讲话中说:“就西北地区具体情况看,地面辽阔,经济状况比其他各区都要落后,将来必须大力发展。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办好交通。”他要求交通事业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领导要经常深人群众,研究路局与沿线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办事情,都离不了发动群众这一条。要做好交通部门的工作,必须发动全体员工积极努力。在补修路基、桥梁、护路、养路等各项工作中,要吸收沿线广大农民参加。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这次会议确定:“为完成宝天、天兰段的工程,特组织工程委员会,领导工作,并依靠一野抽调十万大军担任土石方工程。”经过反复酝酿考虑并报经政务院批准,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领导宝天、天兰铁路改造和兴建工作,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办公。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五月二十四日,习仲勋主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议,专题研究铁路工程有关问题,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中央铁道部苏联总顾问出席会议。会议确定西干局受中央铁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双重领导,“大体分工为:中央铁道部责解决该局工程业务技术指导及人员的配备,材料与财政审筹给等事项。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政治和党委工作的领导、针、政策指导、政治干部之调补以及当地劳力、器材(西不能解决的器材由铁道部筹拨)和土地的组织与使用”。会还决定:“由中央铁道部调派铁道兵团二、四、三支队前来加”。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⑾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⑿

  按照这一协议,在以后的两年内,双方既有分工又密切系,高效地组织了宝天、天兰铁路的建设施工。习仲勋协调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抽调政工人员四十四名,分配到宝铁路沿线施工单位工作,并组织西安各界人士慰问修筑宝铁路的部队。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思想认识不位,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各方面对建筑铁路工作的配合和帮也不够,有些医务部门甚至不接收筑路受伤的战士。为此,共中央西北局于九月四日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加强西北建铁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克服存在的问是“保证按计划完成宝天路全部改进工程及天兰路通车的艰巨务,同时用大力争取早日修通西北干线”。《指示》还要习各级党委必须广泛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认识修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积极予以各种必要的协助。农林部门要注意木料(枕木)的开发和供给,各地要注意协助解决人力、畜力及修路部队食宿供应问题。党委宣传部门和报社都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报道铁路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事例,并拍制影片,以教育群众和鼓舞筑路人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宝天铁路整修和天兰铁路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近十万人参加修筑工程,他们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艰苦努力,奋不顾身,对整个工程起了巨大作用”。“几个月来,各项主要工程已获相当成绩”。到一九五〇年底。西北原有的铁路均已修复通车。宝天铁路的整修和天兰铁路的建设进展顺利,当年分别完成土石方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参加筑路的部队奉命休整,准备赴朝作战,施工力量成为突出问题。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十一月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十八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关于铁路干线修筑工程的报告,批准了“召集陕、甘两省沿西北铁路干线的专员、县长会商有关民工动员组织工作的提议”。动员组织民工的工作十分艰巨,习仲勋主动挑起这一重担。随即他同彭德怀、张治中联名致电陕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市市长和陕南行者王任。电报说: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为提早完成天兰铁路工程,本会特决定十二月一日召开会议,希陕、甘两省主席、甘肃省王世泰副主席到会,西安市长、陕南行署民政处吴处长,陕西之渭南、商洛、成阳、宝鸡、绥德,甘肃之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专员及陕西之长安、咸阳等县
(市)长(正副只来一人),务于本月二十九日到达本会,并带如下材料:(一)你区之人口及劳动力统计。(二)按劳动力抽调百分之五,服工一年,是否
’会影响农业生产,希调查带来一个典型乡或一个行政村的材料。(三)了解你区一个普通长工一年的实物
一.工资。(四)根据以上任务,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组织动员。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二十日,习仲勋又致电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等,称:“为商讨修筑天兰铁路及动员民工等问题,请王副主席(王世泰)偕同王国瑞同志,务于二十五日(星期六)乘机来陕。前经甘副政委面允给西干工程局抽派卫生处处长或副处长一人,亦请王副主席就近商决派妥为盼。”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习仲勋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同陕、甘两省有关负责人面对面地研究组织动员民工的办法和方案。这时,他正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酝酿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兵团政委,原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西干局成立后,由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任局长,白如冰任政委,他们都因原工作离不开而未到职,西干局一直由副局长高登榜负责工作。鉴于宝天、天兰铁路动员民工的任务艰巨,加之这时“中央已决定把铁路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准备用大力进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争取一九五二年年底天兰路全部通车,西北军政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王世泰欣然受命,他在十二月三日给邓宝珊主席和马鸿宾副主席的电报中说:“因赶修西北铁路,军政委员会已决定通过由我负责,此已不能变动。政府工作有各位多费些精力,则绝能顺利完满推行,我虽兼职但工作重点放在铁路上。”实践证明,对王世泰的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⑧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磋商,动员民工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九日,习仲勋在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的总结讲话中说: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修铁路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天兰路,现在要动员民工代替军队修筑,动员民工比动员军队修路更难。我们要有意识地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更主要的借此动员民工机会,把这批民工训练成农村的骨干,要动员民工五万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时间三月开工,三月以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工地的调查,工具的准备,干部的集中训练,民工的动员组织,供应的准备,动员区域在沿铁路附近,由近及远,即甘肃天水、定西,陕西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其他分区不动员,集中开展,集中动员。动员民工要将道理讲清,不能平均分配摊活,要做到自觉自愿。

  ⑩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他要求每个民工大队要配备得力干部,“由西北局通知商办。大队以下一般干部要吸收农村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并抽调一部分民大训练的学员参加”。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日。

  由于习仲勋的重视和具体细致的工作,各级领导“认识了动员民工的重要性,一致表示了信心和能完成任务”,并“在解决具体问题,在照顾国家财政和照顾民工生活原则下。也与路局取得一致意见,使问题获得解决”。二十六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动员民工修建铁路实施方案》。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一九五一年春天,有关专区和县在动员的基础上分别把参加修铁路的民工组成支队、大队和中队,支队有专员或地委部长一人担任支队长或政委,大队有县长或县委部长一人担任大队长或政委,中队有区长或区委书记一人担任中队长或指导员。由于组织有序,管理严密,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陕西组织了一万六千名民工,“于一九五一年承修宝天、天兰两线工程,三至四月先后开工,在全体干部、民工的一致努力下,原预计七个月的工程任务,四个月完成了”。同时,各队爱护公共财物,节俭开支,使“原需工程等费四百七十五亿四千三百万元(旧币),结果共计支出三百九十四亿七百万元(旧币),为国家省出八十一亿三千六百万元(旧币)”。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王世泰后来回忆说:筑路部队入朝参战后,解决施工力量的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依靠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施工力量。”“这一决定得到西北局和两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手梁有组织的行动,所以使得四千多人的队伍,施工起来井体有条。”“为了管理好这支民工队伍,我们还建议在西干局枯守民工部,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协助我们的工作。西北局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任命吴志渊、王国瑞任正、副部长。这一机构的设立,把民工组织纳入到正规化管理的范围,协调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加快天兰路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习仲勋极力支持西干局的工作,经常听取汇报,为他们排忧解难。王世泰到西干局工作后,深人工地现场,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施工中实行的包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层层转包,设计、施工“两张皮”,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包商严重盘剥工人,打骂、体罚工人,工人劳动生产情绪低落。他提出废除包商制,结果遭到不法包商的反对和威胁,甚至煽动工人企图闹事。王世泰把情况汇报给习仲勋,得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支持和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西干局的领导,维护生产秩序。西干局很快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组建施工队伍,实行民主化管理,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习仲勋指示下发了《西北局关于加强西北修建铁路的指示》,决定抽调有能力的干部到工程局工作。指示要求:“工程局亦可成立铁路人员训练所,有计划的培养中下级技术干部,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北铁路学校,以培养各级铁路干部。”西干局遵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当西北局的指示,在天水创办了“铁路干部培训所”,王世泰主任校长,“主要培养对象是技工、初级技术员和具有中学、大学学历的青年,教师主要从一些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调。每期学员二三百人,开始时每期三个月,以后半年一期”,为修建铁路造就了大批人才,适应了当时建设的需要。后改为兰州铁路技术专科学校,有几十个专业,数千名学员。该校先后培养出五万余名各类技术人员,活跃在全国各条铁路建设工程。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天兰线原计划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宝天铁路改进工程顺利完成后,西干局提出争取天兰线提前通车,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事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习仲勋和与会同志的热烈支持。提前通车的意见得到中央铁道部批准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当即致电西干局全体职工:“我们听了王世泰局长的发言,知道你们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积极努力改进工作,获得很大成绩,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车兰州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在增产节约的总方针下,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如期胜利完成你们的计划而努力奋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为了确保天兰线提前通车计划的实现,习仲勋深人施工第一线,了解情况,当看到工程组织得很好,工人干劲很大时,他非常高兴。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四次行政会议上说:“天兰路工程进行得很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现正热烈进行‘三反’运动,在去年的工作成绩和‘三反’运动的胜利基础上,今年底通车兰州,是确有保证的。”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在铁道部、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天兰路终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个月铺轨到达兰州。”十月一日,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发来贺电。习仲勋兴奋地题写了贺词:“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干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西北铁路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公路建设也很有起色。一儿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修复被破坏的主要公路干线作出安排,四五月间又作出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定,组织以军队为主的施工队伍参加筑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经艰险,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筑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为后来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础。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提出和实施绿化西北的伟大工程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西北地区是我国风沙源头之一,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给当地人民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习仲勋生在陕西,长期在西北工作,对西北地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绿化对西北建设和发展之重要。解放后,他十分重视绿化工作,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发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先后共植树九千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乱砍滥伐的势头,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坚持这一方针,组织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树造林二千八百七十万株的任务,推动了绿化大西北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这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首先要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只有刹住乱砍滥伐之风,保护好现有森林,才能调动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地方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机乱砍滥伐树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陕西秦岭、马栏,甘肃小陇山、洮河、兴隆山、祁连山,新疆天山等林区,曾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宫一带、华山等风景区也发生了严重的毁林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大部由于社会上一般人存在着传统的轻林思想,一些机关部队从局部或本位利益出发,以伐木樵采或垦荒为便宜的生产对象,或由于解决建筑木材需要,盲目采伐,加以木商牟利,竞伐、滥伐、盗伐事情到处发生。‘拔大毛’、‘剃光头’,造成森林加剧破坏的严重现象。”为了制止这种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六日发出护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数机关部队、群众团体,滥伐森林,造成不少损失。此种行为应即严加纠正。”《通令》严格规定:“一、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迹、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三、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采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资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通今》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及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应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凡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七月四日,习仲勋批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铁路沿线林木的指示》,指出:“铁路沿线树木,关系巩固路堤,防止水患,调节气候,直接间接对于农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对爱护路树重视不够,时常发生折枝、掘根、砍伐、剥皮、拔苗等事情,亟须注意防止。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广泛宣传教育,禁止任总破坏,并应切实协助铁路工作人员分段养护,凡对于保护路树有功者呈报奖励,破坏者定予严惩。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严禁滥伐滥垦,“普遍进行宣传,并逐步建立与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在行政领导配合技术指导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护林运动”。到一九五。年底,“全区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个,组织群众护林小组三百一十二个”。仅秦岭林区一处,先后捌立八个管理站,一百八十一个护林小组,订立民主护林公约爝参加护林群众达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还组织了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残败,护棚较有基础地区更进一步开始了封山育林。如宁夏省在全省林业会议及各界代表会议上,通过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罗山与贺兰山东侧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区封山三万余亩。”由于坚决执行护林政策,“在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停止”,“秦岭南坡,甘肃洮河、祁连山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的破坏也基本上停止了”。
“这可说是西北森林有史以来,从滥伐破坏走向护育的转折点,为西北林业工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群众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因而激发了他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西北军政委员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一年“西北区共造林植树三千七百零九万株,超过原定计划八百三十六万株”。同时经过一年的工作,“比较精确地了解了林业情况,并积累了一些经验,给今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习仲勋进一步加大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一年一开春,按照习仲勋的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完成造林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亩,植树二千六百七十六万株的任务,把西北林业工作推进一步”。并指出:西北林业“应以培植防护风沙、涵养水源的保安林为主,同时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并注意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果木树及道路和城市树木。”强调:“各级政府要深入宣传动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活动,讲解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树运动,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植树,彻底纠正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轻视林业的思想”,注意解决植树造林中的具体困难。《指示》提出群众与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愿两利原则,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等条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由于政策措施对头,群众积极性高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植树造林工作的成绩很好”,尤其是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出现了国家同群众“合作造林”的新局面,这种方式“与群众利益密切结合,林权划分清楚,栽植效率大,也易保护,因此大部成绩很好。”六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仲勋和西北北军政委员会的这一政策,与今天所推行的林权制度改革何其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敬佩他们当年的远见和胆略。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四月十七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共七章三十四条。二十三日,习仲勋以他和张治中的名义发布了实施暂行办法的通令。《暂行办法》明确划定了国有林、合作林、团体林和私有林的界限,再次重申古迹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悬崖陡坡及未达采伐树龄和封山育林区内之林木,一律严禁砍伐,还具体规定麓管理保护、采伐利用和奖惩抚恤条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根据《暂行办法》,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有关部门矧后召开了木材会议和农林生产会议,规定了统一采伐办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护林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政务院作出捌《关于适当的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习仲瑚以他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指示,要求各地结刽正在实施的《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和各省的实际情滴认真贯彻执行。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西北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起步比较早,对政务院林业部捌出的“全面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方针也贯彻得比较好,“各大中小城市都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团体造林和群众植树运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林业与农业一样取得了好成绩,涌现出许多造林防沙的先进地区和个人。年底在召开的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表彰了林业方面的模范人物和典型地区。习仲勋在会上就植树造林运动又提出新要求,号召一九五二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三千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一九五二年春节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在二月六日召开了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强调:“植树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初步规划了东起陕北府谷,中经宁夏,西到甘肃河西走廊的三千里防沙林蓝图。这是西北林业建设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根据会议要求,开始勘测设计,筹划部署这一巨大工程。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在西北兴起之后,苗木供给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六月八日,习仲勋批示发出了《关于育苗采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营造防风防沙林、水源林、护岸林及铁路、公路两旁护路林地区的当地政府,更应切实加强育苗采种工作”,为来年的植树造林运动顺利进行提供保证。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七月间,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迪化参加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此时正值盛夏,习仲勋在新疆工作了一个月,看到大片戈壁沙漠,深感绿化工作必须加快,对绿化西北也产生了新的想法。一回到西安,他就立即指示筹备召开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日,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青、新及西安市林业方面的负责人,各林场场长、各森林管理处主任、西北农学院林业教授。会议历时十天,总结了前三年西北林业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这是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后,站在全局的高度,从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所作的一篇卓有远见的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进一步论述了开展西北植树造林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指出:“在我们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的今天,林业工作,应该是我们即将进人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后林业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绿化西北。”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做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林业工作是全国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风沙之害来源于西北,而甘肃、陕西的风沙又来源西北的西北。西北是黄河之源,也是黄灾之源。过去的西北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这些水旱风沙的灾害为什么会这样逞凶呢?难道缺乏森林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吗?千百万劳动人民正盼望我们去领导他们征服这些凶恶的敌人。过去我们是向统治我们的阶级敌人进行革命,今后我们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向自然灾害进行革命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他根据这次去新疆所了解到的情况,指出:现在流沙逐z向内地侵袭,情况十分严重。宁夏阿拉善旗东部的流沙穿过兰山和狼山的缺口,正向东侵犯到平罗、磴口、中卫等地。沙越过贺兰山、穿过长城,甚至侵犯到甘肃的景泰、民勤、武威、永登等县。那里每年都有上千亩的良田被埋没。绥远伊克盟的大流沙,直到陕北榆林,成为“八百里金沙滩”。流侵袭到内地,每年被风沙埋没的土地也是惊人的。榆林市周围全部被荒沙包围,甚至侵袭到米脂、绥德。在新疆和甘肃西部都有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他还说:根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每年自黄河上游流下去的泥土就有四亿七千九百万立方米。游农田被冲坏,下游农田就要被淹没。所以征服黄灾不仅是西北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都注视着我们西北,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我们现在要订出计划,不仅是一个五年计划,还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要治理黄河,对于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⑦

  习仲勋在总结前两年植树造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目标。他说: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考查上述一切灾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经验证明:哪里植树造林哪里就能制伏风沙的侵袭,同时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工作者应该多动脑筋考虑这个重要问题,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我们应该在三年来“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的基础上,结合西北情况,把造林和护林并重起来。什么时候能造,就什么时候造:什么地方能造,就什么地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⑧

  他充满憧憬地指出:“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习仲勋在讲话中,还以华夏祖先创造青山绿水,留下汉桂、唐槐和汉柏等故事来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喜欢种树的,希望林业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在应该造林的地方瑚植起森林。他最后强调:林业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做捌“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镧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由群众自己来打下酬年大计的基础。他还提出:在农村日益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劳制互助组织里,要增加采种育苗、植树造林这项任务。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西北地区的绿化工作,在解放初的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需要数十年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期就能收到明显成效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大跃进”糊动和“文化大革命”,使绿化大西北工程受到严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极大破坏。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江泽民在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考察延安的报告上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批示后,绿化大西北工程又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⑩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⑧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⑨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⑩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①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②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离京赴苏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③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④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⑤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报告一开头先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对国际形势如何估计,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毛泽东曾委托他询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又当面问过斯大林。回国以后,在研究国内工作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这是作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对国际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新的世界战争问题的判断,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得出来的,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料到会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⑥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去年骂我的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是极大的胜利。毛泽东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因出现新的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些动摇。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他已经察觉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非常必要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胜而骄。必须确定进攻点在哪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是哪一些,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⑧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一九五0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在一九四九年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中,棉纺织业在一九五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时,曾估计全年将有四亿一千六百万元赤字,后来只有二亿九千万元。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⑨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⑩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都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①指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三四两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10日。

  ②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④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⑤毛泽东致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5月20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⑦《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页。

  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页。

  土地改革,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①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及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②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过去是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任务,也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新区的土改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土改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改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不能改变的。问题在富农,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同时又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主要是中农,影响很大。

  由于富农在农村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几经改变,并在党内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对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的,提出中立富农、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时期,他的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受到压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随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③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当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提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一九五0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及发表。

  电报中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④

  访苏归来以后,毛泽东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考虑日渐成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但他觉得,这样大的政策问题,还需要更多地听听地方上主要是各大区的和各省的负责人的意见。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毛泽东还让邓子恢在中南局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⑤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了近半数,最主要的有: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中央要各地算这笔帐,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这笔帐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政策都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包括其出租的土地在内;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其余的土地财产。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都很重视,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不动富农自耕地及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照毛泽东的本意,他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但他没有立刻否定邓子恢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一面要中南局根据他们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一个和中南局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五月十三日,中南局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很快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允许按照不同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两天后,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条例草案也报来了。他们的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托人带来口信,重申他的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过几年再动,这是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各中央局负责人电报里说的。饶漱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

  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问题需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他说,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⑥

  经毛泽东修改、提交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是这么一句话。

  六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土改问题的报告,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他举例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四十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下。从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感到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八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邓子恢说,他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过去他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他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

  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⑦

  对这个重大政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土地改革法草案又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给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这样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其中,对某些特殊地区可视情况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规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吸收了邓子恢的意见。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请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来开会,请出许多老先生来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实际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就不多了,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毛泽东在指导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更强调要谨慎,要各级领导机关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差。强调土改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对于尚不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充分照顾到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采取更慎重、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和步骤。他唯恐重犯一九四七年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土改进程宁慢勿快,尽可能地避免出乱子。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一些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被革除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空前地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只有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斗争,才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了这一彻底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份电报讲到:“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

  从七月到八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⑧

  第二个批语写于八月五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⑨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⑩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9、80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周恩来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2月17日。

  ⑤毛泽东给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的电报,1950年3月1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7月20日。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5日。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31日。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①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一九五一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十一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一九五七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海河工程。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一九五0年十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荆江分洪工程,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尽管从长远来说对两省人民都是件好事,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湘鄂两省的关系,就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南区和湘鄂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看法一时难以统一。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②

  随后,经过多方商议,又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稿反复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湘鄂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③与顾问布可夫④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⑤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⑥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

  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决口。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它和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第一站到济南。二十七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他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毛泽东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二十八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徐州⑦。途经当年的淮海战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向周围人说起当年指挥淮海战役的一些情景。到了徐州,刚下火车,就听徐州市负责人汇报工作。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在徐州,毛泽东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二十九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省兰封县⑧。为了不给地方增加接待负担,他提出,当晚就住在专列上。

  第二天(三十日),毛泽东又乘专列前往黄河东坝头,随即徒步登上大堤,来到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毛泽东向陪同的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

  中午,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毛泽东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关切地了解了黄河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开封就要到了,毛泽东提出想看一下举世闻名的“悬河”。于是,一行人很快来到柳园口大堤。站在大堤上,毛泽东向四下张望,说:真是“悬河”!黄河水比堤外村里的树梢还高。他又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当晚,毛泽东在开封河南军区驻地过夜。大家都休息了,毛泽东却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翻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找当地的方志等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毛泽东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提议去引黄渠看看。

  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毛泽东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毛泽东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毛泽东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⑨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著名的殷墟。在结束为期一周的考察黄河之行后,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回到北京。

  水利,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又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还高出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年里,就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所发展,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新中国的全面发展,为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一九五0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⑩

  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9月21日。

  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5日。

  ③李葆华,当时是水利部副部长。

  ④布可夫,苏联水利专家。

  ⑤傅作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信,手稿,1952年3月29日。

  ⑦徐州,当时属山东省管辖。

  ⑧兰封县,今属兰考县。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改称兰考县。

  ⑨以上有关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黄河的材料,均出自袁隆:《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50周年》,2002年9月25日。

  ⑩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见1994年7月16日《文化电影时报》。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②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是很敏感的。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剥削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③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在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④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⑤

  ①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手稿,1951年5月。

  ②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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